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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院功勛教授、校哲學社會科學資深教授張文顯在《數字法治》創刊號發表文章《推動依法治國和以數治國相結合》

SOURCE :     TIME: 2023-03-20

推動依法治國和以數治國相結合

導 讀


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們曾經把法治化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最鮮明的標志。但是,在全面依法治國、建設法治中國的背景下,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和依法執政基本方式有機統一,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相結合,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綜合標志。隨著數字中國建設的超強推進,我國快速進入數字化、智能化時代,中國社會日益成為智慧社會。在數字強國、智慧社會的時代背景下,我們必須解放思想、守正創新,積極探索優化國家治理格局的新方式、新路徑。推動依法治國和以數治國相結合,可能是一種必然的選擇。



推動依法治國和以數治國相結合

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

我國是一個歷史悠久、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多民族統一的國家。如何實現有效的國家治理?這是中華民族世世代代都不懈探索的根本問題。在五千多年的文明演進中,我們的祖先經過實踐和論辯,不斷總結經驗、反思教訓,創造了德法共治、德主刑輔的治國方略,總體上有效維系了中華文明、有效保障了國家統一、有效促進了民族融合、有效保障了經濟社會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中國共產黨人在社會主義大國治理的趕考路上不斷探索,形成了政策和法律共治、以政策優先的治理模式。

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我們黨領導人民制定了憲法和國家機構組織法、選舉法、婚姻法等一系列重要法律法規,建立起社會主義法制框架體系,確立了社會主義司法制度,同時形成了治國理政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的政策體系與黨內法規制度體系。這個時期,盡管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經歷這樣或那樣的曲折,但鞏固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基礎,維護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大國地位、國家統一和民族尊嚴,增強了各民族大團結大融合,保障了經濟社會發展,在戰爭廢墟上建立起完整的工業體系和經濟體系,總體實現了國家有效治理。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黨實事求是地總結國家治理的歷史經驗,反思曾經出現的彎路、失誤和教訓,提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對“七八憲法”進行全面修改,通過“八二憲法”。我們走上依靠民主法制治理國家、依靠憲法治國安邦的法治化軌道。在實踐基礎上,我們黨把依法治國確立為黨領導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把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重要方面。其后,我們黨又提出“實行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把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有機統一起來”,開辟了國家治理新境界。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站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歷史方位和戰略高度,提出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強調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強調堅持依法治國基本方略和依法執政基本方式相統一、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有機結合,創造了國家治理現代化新道路新形態。

實踐在發展、歷史在前進、時代在變革。以黨的二十大為起點,我國開啟了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新征程的主要目標任務之一,就是“基本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此,就要根據新的時代特征探索國家治理新方式、國家治理現代化新路徑。在法治化、數字化、智能化的新時代,推動依法治國和以數治國相結合,毫無疑問是一種順應時代發展的新方式,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然選擇。


推動依法治國和以數治國相結合

是破解國家“治理赤字”的必由之路

當今社會是一個“赤字社會”?!俺嘧帧痹臼且粋€經濟學概念,指經濟活動中支出多于收入的差額數字,如國家財政赤字、企業經營赤字等。管理學將“赤字”這個概念移植到社會治理、國家治理、全球治理領域,意指社會、國家、全球治理無法應對社會問題上升、矛盾頻發的狀態,突出表現為現有治理體系、治理體制、治理能力脫節和滯后于社會變化,導致治理水平下降、治理效能減弱,社會失序甚至出現危及公民權利、社會福祉、公共秩序、國家安全、全球和平的嚴重態勢局面。就國家治理而言,在某些領域“治理赤字”現象愈加突出。治理赤字既表現在傳統治理領域,更表現在新興治理領域。

破解這兩類治理赤字,都需要依法治理與以數治理相結合。例如,誠信是形成市場經濟秩序、構建和諧社會的基石。然而,古往今來誠信治理都是一大難題。推動依法治理和以數治理相結合,實現法律和科技共治,比較有效地破解了誠信治理問題。在既往社會,誠信治理依靠的是法律和道德手段,而在當今社會,數字科技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大數據的存儲、處理和應用能力的快速發展,云計算和區塊鏈技術的不斷成熟,都為維護社會誠信、建設信用社會提供了堅實的技術支持。

只要一個人的行為是通過電子途徑完成的或者在網絡環境中進行,就會被完整記錄并保存下來。每個人關乎他人和社會利益的活動信息,尤其是缺失誠信、違約侵權的不良行為和活動等都會被記錄在案,無法涂改、遺忘不了、刪除不易,這就使得人們在數字技術的監督下誠實守信、謹言慎行、遠離邪惡。特別是區塊鏈技術廣泛應用后,各種信息永恒保存,就更迫使人們自覺規范行為、樹立誠信形象、建立個人良好信用記錄??梢?,許多法律和道德禁止不住的失信言行卻被數字技術管起來了,科技讓生活更美好的同時,也使社會更文明。

再如,由于數字科技迅猛發展,信息化、數字化、網絡泛在、算法泛在已經成為人類生活新常態。以算法為核心的數字科技對人類文明進步發揮著巨大推動作用,人們廣泛而充分地享受著互聯網技術、大數據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算法程序等數字科技所帶來的個性解放、生活便利、經濟增長、民主進步、文化多元、社會安全等福祉。

同時,數字科技發展不平衡、規則不健全、秩序不合理等問題也日益凸顯,數字鴻溝、數字不公、數字歧視、數字異化、算法歧視不斷擴大,濫采、竊取、倒賣公民信息,侵害個人隱私、侵犯知識產權有增無減,非法移動跟蹤、人臉識別濫用、網絡暴力、網絡犯罪惡性事件時有發生,網絡監聽、網絡攻擊、網絡恐怖主義活動等成為全球公害,嚴重危及公民權利、社會福祉、公共秩序、國家安全、全球和平。

諸如此類的問題和挑戰越來越引起人們對數字治理體系的關注,數字生活領域的風險治理和公害治理已經成為迫在眉睫的重點任務。應對數字風險挑戰、整治數字公害,固然離不開法律這個傳統治理工具,但“解鈴還須系鈴人”,數字領域的治理問題更需要數字科技的支撐,發揮數治的獨特作用。將數治釋放到國家治理之中,必將產生“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奇跡。推動依法治國和以數治國相結合、法治與智治相融合,是破解國家治理尤其是數字社會“治理赤字”的當務之急,是促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法寶。


推動依法治國和以數治國相結合

是數字法治的核心要義

數字法治,就其本質屬性而言,是依法治國和以數治國相結合而生成的新概念,是中國式法治現代化的新道路新形態。

中國式法治現代化和西方法治現代化建立在不同的經濟社會基礎之上,西方法治現代化起始于工業革命時期,而我國的法治現代化則是進入數字社會后在新科技革命推動下發生的。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社會形態的劃分是以生產力為標準,而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

從科技革命、生產工具變革和生產力發展的角度看,人類社會迄今經歷了石器時代、紅銅時代、青銅時代、鐵器時代、蒸汽時代、電氣時代、信息時代,當前正在跨入數字時代。就經濟形態而言,人類先后經歷了原始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信息社會,當前正在進入數字社會。數字時代、數字社會的生產力代表是數字科技,包括互聯網、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等科技,而且各種數字科技融合發展、廣泛運用,空前地改變著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學習方式、思維方式、行為方式,塑造著一個全新的以數字科技為基礎的現代化社會,深刻改變著國家的治理體系、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依法治國和以數治國相結合,就是國家治理體系、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深刻變革的產物,也是其顯著標志。

與數字時代和數字社會相適應,我國的法治現代化必然是法治與數治深度融合的現代化,必然是法科共治的現代化,必然是依法治國和以數治國相結合的現代化。依法治國和以數治國相結合,在實踐中就是,一方面,把科技能量特別是算法融入法治之中,促進法治的數字化、智能化、程序化,充分發揮數字科技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支撐作用;另一方面,把尊重和保障人權、維護公平正義、弘揚新風正氣的法治精神和以人為本、增進福祉、和平利用、保護隱私、公正透明、安全可控、敏捷治理、共擔責任的科技倫理和法理嵌入數字科技之中,使之公正向善、緣法循理,在法治軌道上良性運行。

依法治國和以數治國相結合,必將形成國家和社會治理的巨大能量和顯著優勢。例如,浙江省發起并在全國推開的“最多跑一次”智慧政務改革,充分利用“互聯網+”和大數據,史無前例地提高了政府服務質量和效能。許多基層政府試用的“數字網格化治理”,同樣是將互聯網、大數據與社會治理相融合的創新典范。又如,在抗擊新冠疫情的斗爭中,“健康碼”“行程卡”等發揮了精準排查、及時應對的作用,為打贏防控新冠疫情的斗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跨部門大數據治理平臺的運行等制度創新和實踐創新,正在書寫著中國式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新篇章。


推動依法治國和以數治國相結合的

現實條件

在我國推動依法治國和以數治國相結合,具有優越的現實條件。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大力推進法治中國建設和數字中國建設,促進法治中國與數字中國協調發展,為推動依法治國和以數治國相結合創造了根本前提和良好條件。

黨的十八大之后,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把握21世紀全球科學技術發展趨勢、競爭態勢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規律,高瞻遠矚地提出“數字中國”概念,發出“建設數字中國”的號召,黨的十九大和十九屆五中全會對數字中國建設作出相應部署。新時代十年,我國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為目標,以新一代數字技術和產業創新發展為引領,以數據等信息資源為核心要素,推進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各領域信息化建設,加快推進“互聯網+”、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即時通信等數字科技創新,加快建設網絡強國、寬帶中國、數字經濟、數字政府、智慧司法、智慧社會、智慧城市、數字鄉村。

習近平總書記精辟闡述了數字中國建設的重大意義,指出“加快數字中國建設,就是要適應我國發展新的歷史方位,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以信息化培育新動能,用新動能推動新發展,以新發展創造新輝煌”,在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時,更快提升我國在世界范圍的競爭優勢。

數字中國建設離不開法治。建設數字中國與建設法治中國是同步的、相輔相成的。新時代十年,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過去、現在和未來有機貫通的歷史經緯中,科學把握人類社會法治現代化的本質、規律和方向,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規律性、戰略性問題,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加快建設法治中國。我們黨緊緊抓住法治體系建設這個總抓手,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全面深化法治領域改革,統籌推進法律規范體系、法治實施體系、法治監督體系、法治保障體系和黨內法規體系建設,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變革取得歷史性成就。

數字中國建設和法治中國建設的歷史性成就,不僅使我國法治的制度優勢更加明顯,而且使我國在數字科技領域越來越具有世界領先的優勢,也為依法治國和以數治國創造了難得的歷史機遇,促進我國制度優勢和科技優勢融合,形成了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強大合力。當這兩種優勢深度融合之時,必將進一步提高國家治理能力,聚合起治理優勢,創造出中國特色新型治理形態。


推動依法治國和以數治國相結合的

實踐路徑

歷史和現實告訴我們,在國家治理中,法治是最可靠、最穩定的治理,數治是最有力、最精準的保障,推動二者緊密結合是歷史的必然、現實的需要。那么,如何推動依法治國和以數治國相結合呢?

第一

推動法治數字化、

數字法治化

依法治國和以數治國相結合,一個重要前提是法治數字化和數字法治化。這個前提蘊含在“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法律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兩個理論命題之中。這兩個理論命題表明科技和法律對人類社會具有決定性意義。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新征程上,通過推進法治數字化、數字法治化,促進代碼規制與法律規則、算法與國法相輔相成,進而促進“第一生產力”和“人類最偉大發明”結緣,讓法治如虎添翼,讓科技臻于至善,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車之兩輪、鳥之雙翼”,在法治和數治親密構筑的軌道上行穩致遠,讓中國之治成為全球治理文明的領跑者。

第二

在國家治理體系中

注入數治能量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數字科技則是這個第一生產力的第一要素。與科技生產力的其他要素相比,數字科技不僅是第一生產力,也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第一推動力和保障力。推動依法治國和以數治國相結合,關鍵在于將數字科技內涵的治理能量注入國家治理體系。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已經把科技支撐納入國家治理體系。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把數治(智治)貫穿于國家治理體系各方面全過程,使數字科技升華為數治科技。以社會治理體系為例,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曾經是基層治理的基本經驗,新時代在這個經驗中融入了“數治科技”,將“三治結合”轉型升級為自治、法治、德治、數治相融合。近年來流行的“桐行通”“桐解碼”“微嘉園”“善治寶”“云法務”“云享烏鎮”等,都充分體現出“數治科技”在新時代基層治理中的獨特作用,創新發展了新時代“楓橋經驗”。

第三

打造依法治國和以數治國

相結合的制度化平臺

依法治國和以數治國相結合,已不再是純粹的理念,而已經成為制度化實踐。目前,我國已經建立了一大批法治和數治相結合的平臺,如杭州、北京、廣州互聯網法院,各種形式的智慧法務、智慧檢務、智慧公安平臺,發揮了法治與數治相結合的示范作用。

第四

推動政府機關與數字企業

合作共治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標志是善治,而善治的核心要義是政府同企業合作共治。在數字中國時代,政企合作共治,主要指政府與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平臺企業合作,推動高質量數字化政務服務體系建設。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我們應加快建設由平臺驅動的數字政府,即構建基于數字基礎設施的治理平臺,促進國家治理各種數字資源系統整合、有效應用和政企共享,實現治理資源科學整合,由“碎片化”“割據化”轉變為“一體化”“系統化”,促進國家治理過程的開放性和治理結果的科學性。


“推動依法治國和以數治國相結合”,是一個全新的理論命題,蘊含著推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新理念新構想。對此,還有許多政理、法理和哲理問題有待深入探究,有許多制度構建和路徑方法問題需要實驗實踐。讓我們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以中國式國家治理現代化為總目標、總格局,解放思想、守正創新,對“推動依法治國和以數治國相結合”作出充分的學理論證和扎實的實踐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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